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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从1931年9月到1950年2月，陈婉萍与姜培生相识十九年，结婚十三载。

她陪着他一步一步从国军的小连长升为中将军长，再到最后一败涂地。

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天津，再由天津前往北平，婉萍前后搬家六次，每次都是与一些人的永别，她们中有娇嗔的富家小姐，热情善良的馄饨小贩，落魄坚毅的西北军遗孀，要强耿直的东北军太太，还有八面玲珑的司令夫人。

这些女人们是动荡年代的另一面，是枪炮战场之外的身影，是恢宏历史中的沉默者，更是那个飘摇腐败黑暗民国的目击者。

如果她们可以开口，这个故事与那些浸泡着鲜血的故事一样值得被倾听。

第一章来自成都的挂号信

1950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也是贝满女中本学期的最后一天。

英文教师陈婉萍正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布置寒假作业，忽然教室门被推开了，来人是学校的党委书记陈瑛。

“陈老师，你出来一下，让同学们先自己看会儿书。”

陈瑛说。

“好的呀，”

陈婉萍说国文时带着稍显浓重的南方口音，她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白灰从教室里出来。

陈瑛见她出来后把教室门关上，轻声说：“婉萍，刚收到一封给你的挂号信。”

“表姐，会不会是弄错了？”

陈婉萍有些惊诧：“谁会给我写信呢？”

“从成都静安医院寄来的。”

陈瑛边说，边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写着“贝满女中陈婉萍老师收”

，熟悉的字迹让陈婉萍一瞬间感到晕眩，她伸手扶住墙壁，眼泪瞬间便滚落下来。

人们常说，好看的字总是相似的，丑字却丑得千奇百怪。

写信人的字迹凭良心说算不得非常丑，只是普普通通的不好看，字偏大笨重，横线还往右上角微微歪斜，看得人十分别扭，但也正是这点儿特色，让陈婉萍一眼就认出来写信的人是她丈夫，国民党某军中将军长姜培生。

说是某军，因为陈婉萍也不知道姜培生后来所属部队的番号，1948年4月他们在天津分离时对方还只是少将师长，此后也只匆匆忙忙地通过几个电话，1949年1月1日之后更是再没有任何消息，连知晓姜培生升了军长还是在三个月前，表姐陈瑛得来的消息说西南的国民党大败，被俘虏的高级军官里有一个中将军长叫姜培生。

眼泪落在信封上一下就湿了墨蓝色的钢笔笔迹，婉萍连忙扬起脸以防泪水再往下掉，用袖口小心都擦了擦信封，立在旁边的陈瑛忙从口袋拿出手绢帮忙擦着眼泪。

“怎么哭起来了？”

陈瑛关切地问。

“是培生，写信的是培生。”

婉萍的声音抖得厉害。

陈瑛将她搂进怀中，轻拍着后背说：“我们婉萍明明坚强又聪明，可一遇上姜培生就变得笑也容易，哭也容易，喜怒哀乐都绕着他。”

“都怪姜培生不好，他总做蠢事，惹我伤心难受。”

陈婉萍深吸口气才勉强稳住情绪，嘴里嘟哝着埋怨的话，手上却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