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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4页）

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

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

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

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

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

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

奥特克拉特"

，即君主，而且自称是"

艾按波斯特罗"

，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

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

然后，在就职仪式上，"

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

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

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

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

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

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

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

他说："

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

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

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

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

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

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

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

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

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