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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4页）

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迁运动。

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移民经营。

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

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国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

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

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

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

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

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

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

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

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

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

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

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

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

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

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

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

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

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

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

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

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

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

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