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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3页）

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

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的作用。

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携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按照中国模式，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此外，以天皇的名义，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

新的自耕农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纳田赋和为国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后者常包括服兵役。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

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远非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当然首脑。

强大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最终导致世袭贵族垮台的中国式管理施行某些调整。

虽然任命官员大概同中国一样，是在举行考试、任人唯贤的基础上进行，但实际上，旧贵族成功地获取了重要地位和权力。

同样，他们还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税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

这一时期里，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

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

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

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

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19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方面，同样是对中国的模式加以更改。

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

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

他们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变，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

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天皇宫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的中心。

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对宫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绘，不过，这部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愈益骄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声色肉欲的社会。

这种腐化堕落在后一世纪中更为严重，促成了新的封建制时代的到来；在封建制时代，政治权力从天皇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

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

一个原因是，国司们过于喜欢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

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

只要免税达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便乐于耕种新的土地。

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

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

这使他们免除赋税，得到保护，可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

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

大化改新规定，凡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须服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