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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6页）

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

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

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

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

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

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

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

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

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

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

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

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

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

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

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

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

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

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

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

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

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

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

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

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

对日本人来说。

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

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