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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

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

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

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

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

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

传统范围内的改革。

"

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

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

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

……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

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

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

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

文化主义"

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

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

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

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

。

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

"

什么是民族主义呢？"

一位改革者问道。

"

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

……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

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

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

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

百日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