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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5页）

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凯则在为实现自封为皇帝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准备。

1913年10月，他使自己当选为永久性大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

为了不遭到反对，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对国家的职责、当皇帝的"

自发的"

请愿。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称号。

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

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

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

1915年12月，云南爆发了起义，并迅速蔓延开来。

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

同年6月，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

他死后。

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

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

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

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

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

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

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

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

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

……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

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

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

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