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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6页）

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

毫不奇怪，受过几年这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

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因而进一步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

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疑问。

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

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

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有效的接合剂。

政治影响　欧洲的印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一样显著。

首先，各殖民地的边界必须确定下来（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欧洲的势力平衡）。

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不关心这些边界，因此，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两个甚至三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

例如，在索马里，一些人由法国人统治，另一些人由英国人统治，还有一些人归意大利人统治，少数人甚至发现自己处在埃塞俄比亚国内。

一旦边界确定下来，组织管理体系的问题便随之而来。

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直接统治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间接统治；允许部族酋长保留某种权力，通过他们进行管理。

通常，英国人给酋长的回旋余地比法国人所给予的要大，但即便这样，法国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的非洲领地太大，而他们所能配给的官员非常有限。

从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制度。

他们仍有自己的长者议会、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长。

但实际上，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

当地的欧洲行政官员能任免酋长；酋长的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为部族成员可以越过他们的首领向欧洲官员反映情况，而欧洲官员的话才是决定性的。

有位殖民地官员曾谈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辖地区的，他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酋长权力被剥夺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达"

坦噶尼喀"

一个偏僻的、无人管理的地区……奉命至少建立一个基本的民政权力机构。

我手下有几个仆人、一位非洲军人和数名货物搬运工，携带着大约20套警察制服、步枪及少量弹药。

到达选定地点即一个传教站之后，我把当地酋长召来，向他们说明我就是政府，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我提供20个人当警察，是否愿意注意到：从现在起，人们不得杀害他们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长如果未曾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开战。

事实上，他们必须放弃许多习以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东西。

或许，欧洲人的统治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是破坏传统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酋长的权力是部族之神赐给的，因此他们的宗教领导权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

很明显，在人民政信一个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对过去的信仰发生动摇的地方，酋长的宗教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

同样，那些因在城市或矿山工作而挣得钱财的人获得了地位和独立，而这是他们继续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比过去的酋长更有威信和权力。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

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

他们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这一要求的人。

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今天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

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

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很低的官员。

此外，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而仍应被置于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