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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4页）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

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

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

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

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

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

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

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

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

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

高级教土房间"

的修道院。

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

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

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

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

"

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

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

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

《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

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

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

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

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

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

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

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