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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7页）

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

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

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

别的羔羊"

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

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

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

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

所谓"

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

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

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

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

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

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

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

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

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

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

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

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

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

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

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

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

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

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

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