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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3页）

例如，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书，提出了一个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的纲领。

哈立德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伏尔泰、卢梭和活息的话，并引用卢梭的话来阐明他写这本书的动机。

他在序言中写道；"

就撰写这本书的动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问心无愧的。

"

也许卢梭的话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感情："

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类的信心，激励我们决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动物变成为有知识的、有人性的人。

"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

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人民群众。

但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我们早先已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它们的民选议会者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

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起了新问题。

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

另一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

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长期的"

有益的忽视"

之后，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冲突的要求；马萨诸塞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给在伦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没有确定大不列颠和美利坚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不列颠和美利坚存在着关于这种关系的种种意见，它们互不一致、互相矛盾。

在不列颠，美利坚诸政府给看作是被授权制订地方法、只是在议会高兴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团，议会……随时有权力解散它们。

在美利坚，他们自称……是完备的国家，除了有同一个国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颠；他们从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关，一点也不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谁将作出决定呢？

对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军队。

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求助于暴力。

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的关系。

但是，激进主义者要求帝国关系中发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

关于后面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

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

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

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

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

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

糖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