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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王节信（第4页）

他深刻认识到社会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因此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

王符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

，认为人君之职在于除害安民和举贤任能，纳谏兼听。

他提出贤臣应当不媚上欺下，不曲法损公，不结党营私。

王符以儒家思想为本，兼采法家观点。

他认为法律是人君驾驭人民、用来诛暴安良的工具，是权力的体现，人君必须牢牢掌握。

但他同时指出，治国不能专用法律。

王符说：“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

“治民心”

不是使用法律能够办到的，必须实行“德化”

，使民相“亲爱”

、“动思义”

，不生“邪之心”

，从而杜绝犯罪根源。

所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

。

他还指出，立法不可以惩罚为目的，“非以司（伺）民短而诛过误”

，而应着眼于“劝善消罪”

。

他说：“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

王符强调遵守法制的重要性，认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而法令能否施行的关键，在于人君能否与臣民共同遵守，“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

。

，！

（二）经济思想在经济上，王符提出以“农桑”

为“富国之本”

的主张。

他对传统的“农本商末”

观念提出异议，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之分。

王符指出：“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他认为，凡有利于社会和人民者即是本业，反之，则为末业。

王符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强调了农工商各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据资料显示，东汉时期，社会经济矛盾突出，大地主阶层对广大人民的巧取豪夺深重，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