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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3页）

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

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

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

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

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

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

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

佛教时期。

"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

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

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

禅宗"

。

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

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

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

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

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

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鲁宾是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

他于公元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见。

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

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

道"

（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世上圣人不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