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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南派三叔的毕业论文1（第2页）

之分。

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亍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1]”

，这一时期的雅文学为诗词文赋所垄断，而被排斥于正统之外的小说不论题材、派别，皆以“最浅易、最明白者[2]”

为正宗，与后世所言“通俗小说”

的概念互相混杂，作为“正史之余”

，更多地承担着“记正史之未备”

的职责，而其娱乐与教化功能，则直至明万历年间，才得到了广泛承认。

及至此时，由于对娱乐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偏重的不同，士大夫与市民两大潜在读者阶级对小说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末冯梦龙于《汉书·艺文志》中首次提出“通俗小说”

的概念，自此，“纯文学小说”

与“通俗小说”

有了最初的分野。

一方面，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纯文学小说，继承先秦志人散文的文质，由志人志怪小说发展为唐传奇，又演化出笔记体小说及文言小说，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

另一方面，以民间作家自由创作为主的通俗小说，则由口传历史、市人小说，逐步演变出说话与话本小说，在近现代白话文本出现后，与一批由于被新文学抢占市场而被迫向俗向下的旧派小说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

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出于大众化这一共同需要，产生剧烈碰撞并相互抵触、借鉴的时期。

在这一流变中，众多文学现象涌现、文学流派争鸣，通俗文学创作亦步入了一个耀眼的时代，南北方通俗小说由于地域风俗与言语情致的差异，各标风趣，自“南向北赵[3]”

始，通俗小说之下，武侠小说、谴责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如是三十年代雅俗流变的浪潮中，京海两派所彰显出的情与性、“边城”

与“围城”

、简单与繁华、现实与感觉的对立，正是南北方小说之现代差异性的直截体现。

到了四十年代，“北派四大家”

坐拥通俗文坛大半江山，以还珠楼主为首，白羽、郑证因及王度庐四人以武侠精神阐释人道主义，以武侠社会表现现代社会困境，技击武侠的诞生更是模糊了侠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侠客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与同一时期修仙问道、劈山断海的瑰丽浪漫的南派武侠形成了鲜明映照。

相较于北派小说的“人情”

，南派武侠更重“奇情”

，在现实与神怪的比重问题上，他们显然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

总体来说，北方通俗文学在数量与影响上，都领先于南方。

当代学者以《品报》为首，对北派武侠小说等进行了考证与拾遗，相较之下，二十一世纪以前，南方通俗小说便显得默默无声。

此时虽尚未曾有“南派小说”

、“北派小说”

之称，但在风格与情致上南北方通俗文学确已具有其各自特异性。

直至二零零七年，徐磊以“南派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