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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1页）

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站在天使这一边。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

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

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

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

生存斗争"

中获胜。

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

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

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

适合"

，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

生存斗争"

的一部分。

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

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本人从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

然而，事实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

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另一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在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六、结论

随着19世纪的过去，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

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

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作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

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

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

科学还为19世纪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

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

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

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

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